[55] （5）便宜原则引入的必要性 之所以使用大量的篇幅讨论这些案例和事例，其目的在于说明在现实的执法活动中存在大量的有道理的、具有可接受性便宜行事，不管是被动的便宜或者主动的便宜。
瓶颈不仅在于政治约束，还在于知识约束。去年五月份，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条微博：希望有一天，中国宪法的序言这样开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
三、宪法价值之中国性 宪法必有其核心价值，笔者称之为宪法价值。更重要的是，立宪作为自上而下地强加根本性公共制度之过程，不可与共同体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固有之治理习惯、架构陷入全面紧张、冲突之中，不可全盘颠覆社会固有之治理理念，这些同样是道统之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的中国性当首先体现为形式上的中国性，主要是语言之中国性。宪法价值是宪法之魂，也为国民描绘了一个愿景。它们似乎就是华夏-中国之核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敬于法度、宪章，也是华夏-中国之核心价值。
立宪者的首要工作就是探究深植于国民心灵之价值，以得体的语言表达于宪法众，并据此设计宪制，以维护宪法价值。然而，大陆执政当局却没有完成公共性语言的这一转换，似乎也无此意图。[12] 在张某某诉杭州市萧山区某某镇人民政府其他政府信息公开纠纷案（(2012)杭萧行初字第8号）中，法院在判决中还特意套用了行政主体理论，指出，某某镇信息公开办公室是被告某某镇政府的内设机构，该办公室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即以自己名义作出被诉答复行为，原告张某某对该答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以某某镇政府作为本案的被告。
上述看法似乎已突破、扩展了以往流行的只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标准（主体类同和职能类同）来识别的观念。余凌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37 条所列举的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公共企事业单位，显然是开放式的不完全列举。王锡锌教授断言，当前的信息公开仍是《保密法》控制下的信息公开。
上述应对，在我看来，不够妥帖。[29] 这在我们阅读的案件中也有例证。
[29] 参见王锡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3期。申请人申请的信息数量愈大，意味着占用的公共资源愈多，就负有更多的说明理由义务。前者是指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也必须制作或者获取这些信息，否则构成程序瑕疵，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而且，从法规范分析看，也难以凭据第8条不在第二章第14条之内，就得出其不是规定例外情况的结论。
[16] 其次，还因为先前的地方实践已经屡经试错，积攒了经验，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这两种公开范式。而信息公开又要尽量避免收费，不得利用收费吓跑申请者。每次，行政机关都要求补正，在审查原告的申请书及补正申请书后，不能确认原告申请所具体指向的文件名称、文件号以及其他特征描述，无法根据原告的申请进行搜索，拒绝公开。4．个人隐私 迄今，法律没有对个人隐私下过定义，也没有做过解释。
实践中，承担信息公开义务的单位都不讲究是否为内设机构或者执法主体，而是以事实上是否制作或保管有关信息为标准。我国逐步完善的行政处罚、刑罚体系已将上述职, 业, 风险降到最低,。
然而，从制作或获取的行政机关转手到另有规定的其他机关，给人隔断感，执行起来也不那么顺畅。[31] 比如，吴文其诉上海市虹口区国家税务局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案（（2011）虹行初字第33号），对涉及的财务印鉴、企业印鉴和公司电话号码是否为商业秘密，法院分析道，公司电话号码作为联系方式是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条件之一，财务印鉴、企业印鉴是公司在经营活动中进行意思表示的一种确认形式，三者通过对外公开或出示，发挥其基础作用，不符合商业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特征，不属于商业秘密。
那些直接从事生产、销售、中介或其他经济活动的企业本该对政府信息有着强烈的渴求，却寂静无息。申请人质疑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可以直接向原制作机关申请。上述第17条也完全可以涵摄到行政主体理论之中去解释，就像以内设机构所隶属的机关为被告一样。其实，在我看来，信息公开主体之所以可以游离开行政主体理论，主要是因为行政主体理论是秩序行政的产物，秩序的维护要以限制公民权利为代价，要特别强调主体的资格以及权力的来源。深圳市花半里花园业主委员会诉深圳市规划局龙岗分局不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案（（2009）深中法行终字第318号），却是行政机关认可当事人查询的要求被档案馆无理的部分拒绝。但是，作为行政机关的被上诉人明明持有原件，为什么就不能提供给上诉人呢？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诉人提起诉讼后，被上诉人却将该上述材料作为证据提供给上诉人。
（4）这些案件基本只关涉私人利益，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一起公益诉讼，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案（2012.03.12），并胜诉。这折射到政府信息公开，就使得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却变为问题。
[25] 行政机关直接拒绝，又会将举证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增加行政机关的负担。或许，这是因为信息公开是一个事实行为，这让法官更关心的是结果，而不是程序。
也没见到哪个国家真正解释清楚其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实质性挤压了行政机关定秘的裁量权。至于实践中出现的一些误读与偏差，比如，将较为保守的同位阶或位阶更低的法规范作为特别法规范优先适用，或者以不予公开的规定优先为标准，[40] 更是要不得的。
要求其公开的信息一般是在公共行政的过程中，或者是在执行行政机关决定的过程中发生的。申请次数越多、信息数量越大，耗费的公共资源也越大。[37] 换个角度看，这两个理由也就构成了识别公共企事业单位的标准。这说明，第一，这些领域的信息是相对人较为关注、与其利益密切相关、且迫切需求的。
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在服务行政、给付行政的理路上夯实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28] 其次，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信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也可以公开。
对于其中履行职责过程和制作或者获取、准确这几个核心且不确定的概念，结合有关案件的判决，可以做如下建构性解释。[10]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2011年）第25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自换届改选小组成立之日起十日内，将其保管的有关财务凭证、业主清册、会议纪要等档案资料、印章及其他属于业主大会所有的财物移交物业所在地房管办事处保管。
[32] 参见李广宇，见前注26，页336。比如，张某诉某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案（（2010）西行初字第329号）中，某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应当属于公共企事业单位，第一，它是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设立的专门负责直管公房的事业单位，由财政直接拨款。
八、与《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的关系 政府信息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因定秘或归档而改变。之所以要抑制这种行为，是因为它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却无实际用途（意义），又影响行政机关的正常业务。[36] 参见朱芒，见前注18。又比如，申请的信息不存在，不先行告知，而是径行以过程信息替代，或者提示查询的机构，给人不规范的跳跃感。
再有就是许可、登记涉案较多。一般而言，在作出决定时考虑申请人的身份或动机是不适当的。
而信息公开属于给付行政范畴，是授益和提供信息服务的，所以，没有必要受行政主体理论桎梏。第二，是因为迄今我们都无法自信地说，我们已经完全认识和掌握了所有信息的种类和性质，不会因为现代科学和信息分析技术，从看似片段、没有问题的多个信息之中分析、提炼出有损公共利益的信息，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依申请公开来挨个试错。
这是立法已有规定，在衔接上却给相对人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其中，在2009年至2010年间涉案13起，包括诉讼或上诉，[23] 都是围绕着静安区愚园路某号基地土地使用者上海天顺公司闲置土地十年后，并不断变换提要，试图获取有关政府信息。
